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筚路蓝缕四十年，为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为少年儿童更加健康、全面的茁壮成长，做了许多法律法规框架之下、党和政府要求做好、希望做得更好的工作。四十年的历程，关心中国未来生命心灵哺育工作的几代老中青付出的热血、心路历程、取得的成果和未达而又决心要达到的目标，为达此目标的坚忍不拔，值得回顾与书写。
学会于1984年12月正式成立。那时，世界上第二家由一国之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的儿童电影制厂“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满三年半（1981年6月1日成立，1987年3月10日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简称“童影”），尚无专业性、学术性、全国性的儿童电影社团组织。因此，以“童影厂”厂首任厂长于蓝为首的数位儿童电影事业家、儿童电影艺术家和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教育专家成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与创办人。随后一批儿童电影制片人、发行人、评论家、电视台儿童节目负责人、儿童教育专家和社会儿童工作者应心感召而来，团结在于蓝老师周围，在无前迹可寻、各种条件异常艰苦的背景下，栉风沐雨，摸索着砥砺前行，以开创性的工作成效与公认的社会与民族之未来意义得到社会各阶层、乃至党和政府高层领导的认可与赞许。故而，学会的生存、壮大与发展可谓上下一心，一步一个脚印。
然而，每一步前行，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学会所从事的、且为国家层面多次倡导、鼓励、甚至是要求要做好的事业，也并非学会凭一已之全力、甚至手持“上方宝剑”冲锋陷阵即能畅通无阻完成的。
学会成立后，一直围绕着几件要事运转：
一、中国电影童牛奖（简称：童牛奖）
二、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China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三、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
四、学术交流和组织专家研讨会、评选和扶持优秀儿童电影剧本的创作
中国电影“童牛奖”
这是1985年学会受国家文化部[1]、广电部、国家教委、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即“五部委”委托设立的中国电影“四大奖”之一（注：其他三大奖分别为：1、中国电影百花奖，设立于1962年，系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电影奖活动。当初名为“<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观众通过购买《大众电影》杂志投票产生；2、中国电影金鸡奖，设立于1981年，被称为“中国电影专家奖”。其与中国电影百花奖一起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3、中国电影华表奖，1994年创办，亦称“中国电影政府奖”，是中国电影官方创办的第三个电影奖。）中国电影“童牛奖”是唯一一个专为孩子、为奖励优秀儿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优秀成绩的儿童少年电影工作者设立的电影奖，早于9年后的1994年创办的“中国电影华表奖”。“童牛奖”，因1985年是农历牛年得名“童牛奖”，同时又包含了少年儿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精神和电影工作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创作态度两重含义 ，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意义非同寻常。
该奖最初每两年评选一次，从2001年第九届起，因每年国产儿童片数量急剧上升，改为每年评选一次。2004年，国家“六部委”——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电影工作的通知》（广发影字〔2004〕739号）其中第三条又明确指示“⋯⋯继续做好‘中国电影童牛奖’的评选活动，奖励优秀的少年儿童题材影片。”
这是一个令学会振奋的文件，感觉“童牛奖”渐有壮大之势。可形势发展之快，往往令人猝不及防，就在这同一个2004年，在横店举行完“第十二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作为独立冠名的官方电影奖却成为最后的“封印”。2005年并入“中国电影华表奖”，与“华表奖”中的优秀儿童片奖合二为一，称为华表奖之优秀儿童片奖——括弧“童牛奖”。表面原因是依据2005年3月颁布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将“童牛”并入“华表”，而据笔者了解真实原因是独立的“童牛奖”规模小，影响小，每一次评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像支游击队。而最主要的是资金困难，得奖影片的奖金有时有有时没有，纵有，亦如给小朋友过年的压岁钱，无法与华表奖相比。所以并入“华表”的初衷是要支持儿童电影。然坚持不到两届，“童牛奖”仨字便悄无声息的淡出公众视野，令人唏嘘不已。
这是另一话题，不表。
电影圈的同仁皆有体会，组织一个电影奖绝非易事。其他电影奖能遇到的难事儿，“童牛奖”必然遇到其他电影奖遇不到的难事儿，比如社会关注度，领导重视度，片方参与度，皆无法与常规影片评奖相提并论。至少到目前，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令人唏嘘的现象，即人们对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恰为倒置：物质性儿童产品深受普通消费者和各级领导关注与追捧，无论玩具、服装、食品等等，成年人的物质产品无法与其比肩；而对于精神产品尤其是儿童电影，领导，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家有儿童的家长，皆存在着“轻小重大”的社会性倾向。面对儿童电影皆视为小儿科，而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往往也主要体现在讲话和表态上。家长们似乎皆有忘本情结，自已小时候渴望看到儿童电影，长大以后却也觉得儿童电影只是小儿科，宁可多吃好奶粉，多穿上等好衣服，多买昂贵的好玩具，也懒得带着孩子去影院看一场好的儿童电影。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各种机构，尤其是体制内的各个政府机构，对未成年人精神食粮特别是儿童电影的关注与重视，呼吁与号召多于切实可行的实际操作与验收，未成年人特别是小学六年级以下的孩子又无法自主决定需要什么精神食粮。
此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社会背景，点到为止。
学会以于蓝老师为首的几位老艺术家：于蓝、王君正（北影厂著名导演）、朱小鸥（中国影协原《中国电影报》副主编电影评论家）、徐家察（央视动画部创始人和首任主任）、陈锦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第三任厂长），他们被圈内圈外人士尊称为中国儿童电影的‘五朵金花’---其实还有童影厂办公室主任文馨萍、后来陆续加入学会爱心老太太“儿童团”的还有卓晴君（教育部基教司司长），杨国环（《大众电影》主编），甚至还有一直在外围为儿童电影摇旗呐喊的中南海西花厅主人的秘书赵炜。这些“儿童团”员，皆已退休，无职无权，更无呼风唤雨之力，拥有的是附着于高尚至善事业上的一片热忱一腔热血。为了孩子们的电影奖四处活动各方奔走（他们往往自嘲为‘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为选片、评奖、颁奖所需经费、场地、大小领导和新旧明星出席、各种媒体报道等等一系列具体而又繁杂的事项汗流夹背的操持：包括向有关部门打各种报告，请求和请示。
即使难，“童牛奖”也在爱心老太太组成的“儿童团”艰辛而快乐的奔走和操持下成功举办了十二届，每届都有3-4部的优秀儿童片、1-2部优秀美术片、和优秀演员及其他主创得到获得奖励和表彰。当中有不满六周岁的小演员国浩（童影厂故事片《陌生人》主演），有年过50的表演艺术家曹翠芬（连续两届，童影《杂嘴子》和峨嵋、北影《孤儿泪》），还有众多影视表演的后起之秀像富大龙、颜丹晨、娜仁花等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影片主创像编剧（王兴东、曹文轩、李乐、陆亮等）导演（黄蜀芹、徐耿、宁敬武、石建都等）还有摄影、美术、作曲都曾与“童牛奖”互添光彩。
“童牛奖”颁奖礼无疑是中国四大电影奖最为朴素与清贫的颁奖礼。每次颁奖礼的举办，总是需要于蓝老太太亲自出马四处化缘的，凭其资历与名望，所化之处，一般不会令其空手而归。而于蓝老太太本身有一颗善意与简朴之心，每每不忍向人要得太多，总是适可而止，不事铺张。她的理念是简简单单办好事儿。
不过，插曲也是有的，也发生过一次不给面子的事情。某一届“童牛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礼，还请来了中央一常委出席（可见党中央是重视儿童电影事业的）。总得给大领导定个贵宾休息室吧？可人大会堂管理部门告之，贵宾室需要另外支付费用，老太太们报告，是中央某常委出席。回答：都得交费。一看报价，学会根本支付不起，老太太们也不想为难人家，只好急中生智，让学会工作人员去大栅栏一布店扯了几大块绒布，把租下的空间着急忙慌的围成一个临时休息室，再租来几张大沙发一摆，很圆满。该常委还亲自给学会负责承办的“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写了会歌歌词呢！
“童牛奖”是孩子们积极而快乐的参与度极高的电影奖项，也可以认为是孩子们给自已喜欢的、专门为自己拍摄的电影评的奖项。骤然消失，替孩子们感到失落，学会几代同仁心有不甘，包括学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也是“童牛奖”最初发起单位全国妇联旗下的中国儿童中心领导和同仁也多次表示，要和学会一起努力，希望能让“童牛奖”回到孩子们中间。
[1] 主管电影的电影局原来隶属文化部， 1986年1月成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后，电影局由国家文化部转隶广电部。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China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以下简称“国际儿童电影节”）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的中国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创办于1989年,每两年举办一届。
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早于1993年设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2011年设立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国际儿童电影节”从创办之初到现在，经历了若干次模糊的变化与明显而又令人唏嘘的波折。由于最初的创办者先后老去或离世，那时亦不注重资料的保存（即使有些资料还在，但上面注明的日期却只有月和日，没有年。幸亏当事人的任职经历是既定的，尚可推出当年是哪年），因此，在该节的缘起和创办过程就有了诸多模糊不清的表达与记录。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简称童影厂）第四任厂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的窦春起同志以其亲身经历和保存的原始资料，基本廓清了学会与国际儿童电影节之间的关系。
由于童影厂领导和学会的发起人以及首任领导班子基本是同一群人，很多工作重叠在一起，使得童影厂和学会的工作以及工作人员互相交叉，童影厂和学会便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从历史过程来看，国际儿童电影节的前六届并非以学会的名义操办，而以“中国儿童影视中心（简称中心）”的名义操办。而该“中心”并非实体机构，而是为了对接和加入“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CIFEJ）”经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央电视台共同商议，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童影厂与央视少儿部联合以“中国儿童影视中心”的名义加入“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CIFEJ）”，而中国儿童影视中心，自始并无实体办事机构，只是为便于对外开展工作，明确了“中心”负责人，而这些负责人除了央视少儿部主任徐家察任副主席外，其他几位副主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皆为童影厂的副厂长和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兼任，主席是于蓝厂长。参加“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工作是名义上“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实际上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而不是“学会”。尽管“学会”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及工作人员也是童影厂的领导和中层干部以及部分职工，但加入“中心”的名义是“童影厂”而非“学会”，“学会”只是配合（许多具体过程与细节或将在《童影厂厂史》有所表述，在此略过）。
就举办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而言，从2002年7月12日-18日第7届开始，“学会”接手承办，也是“国际儿童电影节”走出北京举办的开端。“学会”从此遵行常务副会长也是将要接任的第三任会长王君正“拿钱行善，不再穷办”的办节理念，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解决资金不足，同时不断丰富电影节的内容，已经培育为成熟的电影节展。
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儿童电影夺了先声，这是富有中国体制蕴味的事儿。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格外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为了孩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与资源，对办好与孩子有关的、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好事情一路绿灯，并要求早办快办好好办办得好。中国的儿童电影秉承的理念就是“以影为媒，助力教育”——审美教育和心智培养。
“国际儿童电影节”前6届皆在北京举办。如前所述，从第7届开始走出北京。第七届（2002.7.12）-淄博，第八届（2004.6.1）-东阳横店（与第十二届中国电影童牛奖同时举办），第九届（2007.6.1）-宁波，第十届（2009.9.9）-青岛，第十一届（2011.5.31）-江阴，第十二届（2013.9.10）-四平，第十三届（2017.11.15）-广州，第十四届（2019.11.14，自始节改为展）-广州，第十五届（2020.11.22）-广州，第十六届（2023.3.19）-北京,第十七届（2024.10.20-26）成都、济南“双城联办”。
如果说“童牛奖”倾注了以于蓝老师为代表的“学会”创始人群体的心血和汗水，经历了由兴盛而式微令人唏嘘不已的过程，那么“国际儿童电影节”同样倾注了同一群“爱心老太太”们的一腔热血与情怀，同样经历了由辉煌到“灰淡”的尴尬和遗憾。
“国际儿童电影节”主要受益对象并非常规电影观众，而是未成年人和家长以及教育工作者。主要的目的，并非为了娱乐孩子，更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虽然也能给孩子以娱乐，予投资方以利益，但主要的用心在于给孩子们以真善美的滋养，为了让中国孩子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孩子以电影为媒进行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既让中国孩子了解世界，开阔眼界，也让世界的孩子了解中国，增进友谊，与“童牛奖”互相映衬、补充，内外交流，相得益彰。
前十三届，走过了28年，童影厂和学会外事部门无论当年办节与否，都一直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选片与向外送片的交流活动，让世界也了解了中国多一些。中国的儿童电影多次在国际上获奖，与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现在一年级的小学生，六年后就是初中生，再过三年就是高中生，又过三年就是大学生，四年后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与中坚力量。每一个人都对童年的时光难以忘怀，他们的心智与心量，皆决定着中国社会的主体面貌，因此，“国际儿童电影节”其实是一项睁眼看世界的未来工程。
操办“国际儿童电影节”和“童牛奖”一样，需要各种奔波，需要得到社会各界从上到下的理解与支持，碰到的各路难题都是具体的。
“爱心老太太”们以及受其感召、围绕在她们身边的如秦裕权、文馨萍、林阿绵、章英思等大叔大伯和爷爷奶奶们付出的体力与心血，皆凝聚在一届接续一届中外儿童电影交流与联欢的盛会中。苦和累、辛勤的汗水一概化着心里的甘甜，可歌可泣。
学会第三届会长王君正，是一位思路清晰雷厉风行、理念现代且热情似火，在行政工作上是一位虎虎生风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其本职工作是导演，是一位资深又知名的导演。其作品《应声阿哥》《苗苗》《天堂回信》等影片成为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那是她作为一名女性导演细腻柔软、感性浪漫与浓情的一面。但她的另一面很少人知晓：不信邪、不放弃、不退却，组织活动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极强，精力旺盛，粗活细活一起干。为省钱省时，她一个人手提两个片桶，把几十桶胶片从地下室里提到停车场并装上卡车。她说和孩子比自己是大人，和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老一辈比，自己是孩子（其实她已年届六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干完粗活干细活，运完胶片，转向又和其他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昼夜忙碌向世界同仁发出邀请函。她与当时学会的法人代表，同样风风火火的资深电影发行专家耿西林配合得相得益彰。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她还是副会长，临近改选，于蓝老师和当时的会长陈锦俶以及整个领导班子都希望她接任会长，有意在改选之前就由她主抓日常工作，她本人也很有公益心，不矫情，不虚饰。常说，会不会长的再说，但儿童电影的事情咱得干！她提出的“拿钱行善”四字，干脆和响亮。她说她要彻底改变“穷办学会”的思路！她认为电影局支持那点钱，太少！要多，也为难领导，得改变思路，改变四处求人办节办活动的做法。哪个省，哪座城市想承办“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童牛奖”，提申请，谈条件。于蓝老师完全支持她。因此，2002年7月12日至18日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第七届电影节，由淄博市人民政府、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承办，破天荒的有了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规模，且免了老太太四处化缘的艰辛，也免了电影局拨不拨钱、拨多少钱的诸多考量与流程。
电影节的规模与效果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本届电影节毋庸置疑的成为学会办节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自创立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不再化缘，不再穷办的国际儿童电影节。
第二个转折点，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侯克明任会长期间，广电总局电影局采用“以工代拯”的方式，给学会每年两个进口国外儿童片的“批片”指标，用发行所得收入作为学会办节办展和从事章程规定的相关业务的经费，国家不再拨付经费，促使学会通过努力发行好国外儿童片，取得票房收入，用作学会开展活动与日常运转的所有开销。侯会长儒雅沉着、举重若轻，政策法规意识强，很好的利用了电影局这一政策，在履行章程第七条业务范围之“（五）支持、参与并重点扶植优秀儿童影片的创作、发行、放映工作”赋予的职责方面，主动作为，既履行了职责，又为学会每年开展大小公益活动积累了经费。使学会的内外建设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可支配的经费，与同类学会相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社会各界对“中国电影童牛奖”和“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的淡出和式微，深表遗憾与不解，甚至发出“为什么拿孩子的事儿开刀”的感叹。但笔者可以负责任的对关心“国际儿童电影节”的爱心人士说，“节”改为“展”，并非因哪只无形之手要“拿孩子的事儿开刀”。据笔者所知，这纯粹是某位个别负有一定责任的部门领导，工作疏忽导致令人匪夷所思的既尴尬又遗憾事儿。大概在2015年左右，由于全国各种评奖节庆太多，难免鱼龙混杂并有泛滥趋势，有关国家部门要着手清理。这本是一件除尘扬清之事，好事儿！却在上报全国所有电影节庆名单时，不够细致且缺乏耐心，居然未经国家电影主管部门的核实，这个新中国创立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居然被遗忘了！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既不在被清理的名单里，也不在被保留的名单里。
国家政府文件，不能朝令夕改，理应保持深思熟虑的稳定性与严肃性。所以只能先将错就错，待以时日，恢复其本来面目。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就只好暂且换个姿态保留，把“节”改为“展”。感谢上级领导为孩子的事儿用心良苦，以续慧命。
面对社会的种种感慨，学会的态度是，道路虽崎岖的，前景总光明。为了孩子，我们一如既往，办好儿童电影这件事儿。
还有一个插曲也值得记录：自第十六届开始，学会邀请“中国儿童中心”一起主办“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展”，获国家电影局认可并批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基于“中国儿童中心”为全国妇联直属事业单位，同属于为儿童服务的机构，志同道合；二是基于全国妇联是“中国电影童牛奖”最初的发起单位之一，有合作渊源。两家机构在新时期更加紧密合作，体现了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使命感的凝聚力。
推荐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
此事自始并非为了电影，更非为了电影产业，实是为了教育，为了对全国二十五万多所中小学、两亿三千多万儿童少年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制度优势——以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的推行利用大众艺术手段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灵哺育）。由国家多部委发联合发文强调对中小学生进行影视教育，始于1993年9月13日，中宣部、国家教委、广播影视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教基[1993]17号；接下来的1996年7月31号，又由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三部委，以教基[1996]17号文件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教育影视片推荐和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其第一条：“一、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文化部共同组成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负责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指导及影视片的评选、推荐和促进发行的工作。办事机构设在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其实，“协委会”的具体工作实施与目标的现实，完全由学会具体落实与从头到尾的承担，学会会长兼任协委会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协委会”牌子挂在学会办公室所在的楼门前，“协委会”的公章存放在学会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把以儿童片为主体的优秀爱国主义电影推向校园，逐渐成为学会富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同时也是异常繁重的日常性的工作任务。
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电影的艺术与娱乐的范畴，学会领导为之一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才会萌生出这种深谋远虑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这是运用具有科技与感性思维特征的媒介对中国未来一代又一代新生力量进行心灵铸造的百年大计啊！
何止学会？有远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委、地方各级相关领导、全国多少家长、老师，教育专家、主管教育的有识之士，美学工作者，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学者与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皆为此欢欣鼓舞，圈外人士，闻之亦拍手叫好。普遍的共识是，孩子们不出校园就可以看到最新最优秀的国产儿童电影和其他适合于中小学生观看的好电影，省去了多少精力与各种不确定性麻烦：撇开影院是否排片、票价高低等因素，仅仅把学生拉到影院看片，其组织成本、特别是安全风险即让校方家长忐忑。如果能变“把学生请到影院看电影为将电影送入校园”，其意义十分明显。这是乍一看、一念之间的判定，可现实中还有诸多因素严重制约这个善意的“如意算盘”变为现实。首先硬件、技术上的不可操作性，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胶片+放映机+放映员+放映场所+放映时间”的时代，要把电影引入校园，需要解决三大问题：1、供片，2、放映、3、结算。
三大问题，有一大问题解决不了，其他两大问题便无意义。
读者比较能理解的是放映问题。
胶片时代，放映需要拷贝，需要放映机，放映员，需要放映场所。每一场电影皆需要拷贝放映机放映员同时存在，二十五万多所学校，如何实现？
另外，不可能每所学校都有放电影的场所。
就算有极少部分的学校有这个场所。可是学校是以课程教学为主和升学考试的场所，电影放映队冷不伶丁的进入学校，岂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堂秩序？要知道，当年上级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升学率与其他需要考核的指标，校园建设、学校荣誉、领导升级、老师加薪等等，与多少学生看了多少部电影并无关联，那么校方上下对此的态度可想而知。
这是终端的态度，终端的态度往往是决定性的态度。
因此，这一富有前瞻性的未来事业，可以用“基本无进展”五字概括，并非人为，也并非学会不努力，学会还是尽最大努力在若干所学校、少年宫、影院陆陆续续给孩子们放映了一些协委会推荐的电影。虽然学会年终总结时可当一个数据写入，但对于“电影进校园-影视教育”九个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教育，是普惠的，不能落下一个孩子。并非大家不努力，实为客观因素所限。
即使在如此客观条件限制下，有理想信念和执着苦干精神的儿童电影放映工作者，还是异常顽强的以孺子牛的精神与姿态拉着优秀爱国主义国产影片去给孩子们放映。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也留下了孩子们的欢欣愉悦的音容。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个人和团队。仅学会会员或理事队伍里就涌现了几头很值得我们钦佩与学习的“孺子牛”：
河南开封的放映员郭建华，几十年如一日，走村串户、吃百家饭，亲手为广大农民和孩子放电影，被群众称为“放电影的好闺女”，被选为十三、十四两届全人大代表，做代表期间还给人大写关于如何给农村给学校放电影的提案；浙江海宁许村的“最美乡贤”徐九斤，单枪匹马风雨兼程四十年，到村落、进学校，为农村孩子放电影；2010年即创办“陕西励志校园数字院线”的陈俊斌和刘利红，是较早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的有志者，建立了“政府主导、教育牵头、企业服务、学生受惠”的影视教育工作模式；成都峨眉电影院线的申书凤，坚持22年每年举办一届“成都儿童电影周”，为成都的少年儿童创立了一个欢乐的节日品牌。
当然，在国家层面，对此事也依然念念不忘。
故接下来的2004年，国家“六部委”——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电影工作的通知》（广发影字〔2004〕739号）第三条进一步明确“继续做好‘中国电影童牛奖’的评选活动”，第五条又进一步强调“继续做好优秀影片推荐工作。由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共同组成的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要继续做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指导及影片推荐工作。为了使中小学生看到更多更好的影片，在协委会近些年推荐影片的基础上，精选出新的百部优秀影片⋯⋯供各地中小学选用。在组织观看优秀少儿电影的同时，也要请教师等有关学者、专家进行辅导。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影评活动，培养提高学生们的审美和艺术鉴赏能力，扩大电影的教育作用。”
四年以后，2008年6月19日，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教基[2008]15号）
又过八年，201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其中第二十八条：“国务院教育、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电影，并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
时光荏苒，又过两年，2018年电影管理职能划归中宣部。2018年11月21日，教育部、中宣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这就是学会和儿童电影人以及许多教育界人士念兹在兹的“24号文”----教基〔2018〕24号。文中“三、主要任务2”有一段话很明确也很重要：“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要加强对儿童电影创作指导，指导支持影视制片机构拍摄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电影。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要做好优秀影片的评选、推荐和促进发行等工作。”
这是新时期最令学会热血沸腾的党和国家颁布的政府文件。这个文件所以出台并有如此表述，参加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的电影界代表功不可没。他们与学会、与电影、特别是与儿童电影、与全国的中小学生是心连着心心心相印的。
学会上下一股暖流遍身，预感到学会几代人“要把以优秀的儿童电影为主体的爱国主义电影推进校园，让全国未成年人在校园里就能看到他们喜欢看到的电影”的迫切而又神圣的愿望就要现实了。任务神圣，时不我待，快快行动起来吧！
此时，以于蓝老师为首的那一代已从第一线悄然淡出，老之将至，有的病重，有的去世。但无论活着还是故去，他们的精神与爱心以及梦寐以求的愿望依然健在。于蓝老师2017年还以96岁高龄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开闭幕式并以高昂之声热情洋溢的致辞。2018年她住进了积水潭医院，住院前后，两位中央高层级领导分别到家中和医院探望她，领导们明确表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欠账很多，中央很重视，请于于蓝老师放心，一定努力抓好儿童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
其实，“24号文”发布前一个多月，2018年10月2日学会第四第五届会长侯克明和副会长黄军一起去积水潭医院看望于蓝老师时，于蓝老师躺在病床上再次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大领导写信并签名，希望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把优秀的儿童电影切实推进校园，让全国两亿三千多万中小学生可以不离开校园就能实实在在的看到最新国产儿童电影和其他爱国主义电影。一个多月后发布的“24号文”与此信虽无直接因果关系，却如冥冥之中的高度偶合。
2018年10月2日
黄军与侯克明于积水潭医院看望于蓝
于蓝老师没能从医院回到家，在迈入第一百岁门坎时不辞而别，驾鹤而去。
以她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和她的下一代人的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依然未竟。
如果说，学会每年需要做的几件事，都很重要，难分轻重，那么随着历史递进，形势发展，认识变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心任务：一是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展，二是优秀儿童电影进校园。
国际儿童电影展，除了无奈将“节”改为“展”外，其他内容与形式已相对固定，每年按部就班得心应手。唯电影进校园这件事儿，万里长征尚未迈完第一步，继承先辈遗愿渐成头等要事。
学会在开展此项工作过程中，确也遇到不少相关人士持疑：让少年儿童看看电影有多重要呢？我们说很重要，教育有多重要，此项工作就有多重要。我们视教育为根本性的百年大计。社会要进步，根本在教育。长时期以来，社会运行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行为以及“违和”性事件，各种形态的违法乱纪与倒行逆施，最终都与教育的缺失有关，归根结蒂都可以追踪到教育的症结上。若仅从娱乐与艺术繁荣或从儿童电影产业角度考量，并不显得比繁荣院线电影更重要。但如果站在未年人教育角度考量，那么此为所有其他课程教育无法替代的美育教育和心智培养。课程教育与美育教育相辅相成，即可相得益彰。笔者所谓的“课程教育”指的是需要考试判定的教育，而影视之美育教育，不需要通过考试判定。这是一种感性思维的开发，是润物无声的养成。或许有人说，审美、美育教育为何非得电影？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皆可啊！没错，但最方便最综合最有效的，唯影视而无其他。首先，电影是综合性艺术；其次，电影是生活的渐进线，她可无限接近生活；第三，电影进校园，最方便。尤其至21世纪，互联网技术的利用，班班通的普及，可使一部电影进校园，犹如一册书本进校园那般方便，学校师生应用自如。
“24号文”颁布以后，学会第一个行动是和中国关工委直属机构《中国火炬》杂志社合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下成立一支“关心下一代中国儿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并成立一个专门落实“24号文”精神的内设机构：“影视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影教中心”），与立志从事儿童影视教育事业的社会民营机构通力合作，由第六届会长兼任中心主任，民营机构法人专任副主任，力争三年内全面实现“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让全国约两亿三千多万中小学生能免费在校园里观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
“影教中心”全面落实“24号文”，于2021年4月正式开始。
首先是实地走访与调研。半年内，对北京、江西萍乡、南昌、广西防城巷、重庆、四川成都、新疆乌鲁木齐、南疆、内蒙古呼和浩特、浙江嘉兴、陕西西安等地进行调研，各地教育系统认识高度一致：以儿童电影为主体的优秀爱国主义电影引进校园十分必要。学会以最快速度制定了三个具体的实施步骤：
第一步，启动“供片体系”建设。
确保“协委会”推荐进全国中小学校的影片（以下简称‘推荐片’）有充足的片源和合法版权。学会的理念是，不能以侵权的方式去从事影视教育，公益事业的开展也须阳光和合法，因此学会与数十家“推荐片”版权方签约，保障版权方权益。
第二步，启动“放映体系”的建设。
完全淘汰放映设备进校园的传统办法，充分运用互联网数字技术，把每一部电影畅通无阻的通向全国中小校的每一个班级。
第三步，启动“结算体系”的建设。
为确保全国不分城市农村，城市不分大中小，每一名在校学生都可以不走出校园，坐在教室里就能看到最新的被推荐的爱国主义电影。上文提到的自1993起，1996、2004、2008、2018、2021共计6次下达的文件中皆明确规定由国家（中央和地方共同）从公共经费中支出一笔观影费，而不收取学生个人或学校任何费用。学会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与版权方取得共识，每位学生看一部电影只需要由国家从公共经费中支付3元人民币，一年四部共12元人民币。这笔钱只相当于传统方式把学生拉到影院观看电影所需费用的五分之一不到（还刨去交通人力与影院优惠支出等费用和学生安全等不可预见的风险）。国家发展到今天，十四亿人口已实现全面脱贫，用这点公共经费彻底解决中小学生的观影问题，相对于各种硬件工程、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九牛一毛，但意义深远。
至2021年底，学会感觉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所谓东风，即是“结算体系”的顺利启动。
但东风却遇到了高墙：经费无出处，没有结算。这是“电影进校园”一直以来最难的难题。没有结算，影片源头就断了。
免费为全国中小学生放映优秀国影片，无疑是公益，但谁做公益呢？显然不是电影版权方。
既然国家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了中小学生观影费由国家公共经费中支出，为什么又说无出处呢？
是因为这笔观影经费在国家文件中并未单独列项，而是在公共经费的大蛋糕里。未列项，往往等于没有。
又陷入“死局”！虽说极少的省市某个区域“电影进校园”开展得挺好，每年都有响动。但并无遍地开花的景象。而教育，是普惠的，每一个孩子皆有受教育的权利，岂能落下一个孩子？！
学会努力了三年，意义深远的美育教育事业，依然卡在经费的结算体系上。
为此，从2021起的三年间，学会前后三次给前来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提供详细材料，好让充满爱心、关心少年儿童美育教育的委员（先后有著名导演尹力，电影理论家皇甫宜川）向全国政协写提案。前两次由于没有找准路径和经费的脉象，只提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教育系统需明了对中小学生进行影视教育的深远意义和可操作性，却未提出费用保障具体问题，因此两次提案效果如同石沉大海。
接触过此事的不少同仁便发出了心灰意懒之声儿：看来无望，放弃吧！但我们坚定的认为，这个事业是有意义的，必须有一代接一代的人前仆后继的去做。第六届学会常务理事会，承担全体会员和理事会的重托，把以儿童电影为主体的“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作为学会重中之重的中心工作，坚忍不拔的继续往前推进。学会和前来调研影中小学生视教育工作情况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皇甫宜川进行反复的调研和讨论，决定改变“主攻”方向，通过皇甫宜川委员于2004年3月向全国政协十四届第二次会议第三次提交提案。我们和皇甫委员一致认为，只有政协把提案转到国家财政部，方能解决“影视教育-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这次，见到了曙光：财政部及时给皇甫委员反馈，并于2024年7月26日上午，指派北京监管局的两位处长上门会见皇甫宜川委员和笔者本人。二位处长是心灵一点就亮的年轻人，亲切而诚恳的倾听了我们的想法以后，当即表示他们的心和我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赞同我们的思路和想法，表示回部里马上向领导汇报。说到做到，当天下午就向皇甫委员反馈，会很快将报告上传到办公系统。
2024年8月8日下午17点整，皇甫宜川委员来电，异常兴奋的告诉笔者，谓教育部基教司一位贾姓女士与其联系,谓财政部给教育部来函了，什么内容未说。笔者即刻与基教司德育处长联系，将皇甫委员和我与财政部两位处长的交流情况与他分享。处长回复：“那太好了，相当有力度。我们这边也会全力推动。”
看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2024年9月5日，星期四下午16点30分，笔者随皇甫宜川委员来到了教育部基教司德育处，处长保持了他支持电影进校园的一贯性，与学会奔走在同一个方向上。可是，悠悠万事，就怕“可是”：财政部和教育部究竟应由谁先提出“中小学生影视教育观影费从公用经费中明确单列”呢？
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但愿此次破局，不欠东风。
站在教育部南门口外面路牙子上，笔者对皇甫宜川委员说：如果此次现实达不了我们的愿望⋯⋯
委员说：明年我再提，一直提下去。
优秀电影进校园，让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在学校里看想看的电影，是学会永不放弃的梦想，也是美丽的梦想。通过这个梦想，实现大小两个目标：小目标是为未来电影生产与市场培养出更多具有崇高审美理想与审美情趣的主流观众。现在的中小学生，便是将来的中国影院的主流观众，也就是电影作品的“上帝”。但“上帝”需要培养。只有合格而又有崇高品位的“上帝”，才能反过来引导创作者们制作出有品位的好电影；大目标是以电影的力量润物无声地培养出未来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和文明的力量，把智慧和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让孩子们从小懂得什么是真、是善、是美，让真善美的种子扎根于他们的心底，开花、结果，将来他们会创造更多的真善美，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学会全体会员，对自己的工作怀有崇高感，不会畏惧代代相传下来的艰难，只会继承代代相传下来的情怀。无论道路有多崎岖，只要心怀善意与真切，就会继续为初心、为理想而战斗下去。
学术交流与剧本扶持
学术研讨、内外交流，扶持儿童电影剧本创作，一直也是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
学会从诞生那天起，就严格按照章程开展工作。章程禁止做的，不能做；章程要求做的，必须做。于蓝老师那一代传承下来的理念是，章程里明文规定了要做的事儿，不能只写在纸上好看，必须切实做好，还要做出成绩来，不然就没尽到责任。章程里第七条业务范围之“（五）支持、参与并重点扶植优秀儿童影片的创作、发行、放映工作⋯⋯（六）为提高会员业务水平，促进儿童影片创作质量的提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业务培训，组织研讨会、培训班和影片观摩等活动。”
其中“重点扶植优秀儿童影片的创作”这一项，学会既发挥了优势也历尽了艰辛。电影的创作生产是一项复杂、费心费力费钱的事儿，而对剧本创作的扶植，是最实在最见效的工作。为鼓励和表彰创作人员创作出优秀的儿童电影剧本，学会出钱向全国征集优秀儿童电影剧本，举办“全国少年儿童电影剧本大赛”。实证明是有效的。如获得首届大赛一等奖的《美丽童年》，拍成影片后，反响非常好，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被誉为“很有温度的电影”，还有其他得奖的剧本，拍成影片后深受孩子、家长和老师喜欢。可惜，此项十分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只举行了两届便被下令停办。有关部门认为“属于涉嫌违规举办有偿评奖活动”。如前所述，参赛者不仅不交任何钱，得奖后不仅收获奖牌和证书，还收获奖金。大赛之所需经费和给获奖剧本的奖金是学会从合法的业务经费里支出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时还一度因此还差点儿要把学会等级从 4A 降为 3A，由于我们首先是态度好，然后是如实说明我们已经停止此项活动后，才保住 4A。此事的演变，是学会的一个小挫折。
我们认为，这项活动是有益的，但我们必须遵重国家的规则。
另外，很长一段时间，学会还兼管着于蓝老师参与创立的“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爱子”），设立于1994年3月1日，除了于蓝老师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外，基本没有其他常设工作人员。该会设立伊始，相当于是学会主要领导于蓝老师和其他领导兼管的公益性社团组织。学会每年以爱子名义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特别是慰问北京少年犯管教所的服管人员，挑选适合在监少年观看的优秀儿童影片走进管教所，在管教人员或法官的陪同下与失足少年一起观看电影并与他们促膝谈心，效果很好，深受管教所管教人员和服管孩子们的欢迎。这项工作坚持到学会秘书长兼“爱子”法人朱小鸥老师因身体原因退出。
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开始，“爱子”基本与学会脱勾，独立运作。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是中国体制优势充分体现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电影人、儿童电影工作者的光荣与使命的呈现方式之一。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几代人的尽心尽力与担当，即有辛苦和委屈，更有自豪与舒心。我们的力量与坚守，主要来自国家领导层与全社会爱心群体的鞭策、支持和鼓励。尤其是，电影局给予政策上盛食厉兵的支持，使得学会能披坚执锐一路前行。
全国孩子们纯真烂漫的脸庞和嗷嗷待哺的目光，一直照耀和牵引着我们坚忍不拔的迈进。
2006年1月31日于蓝与黄军家人＂这张照片很切题，但背后的故事无人能想像得出＂
（作者系电影导演、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