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成立已经四十周年了，这是我国儿童电影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四十年来，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致力于推动儿童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新一代儿童电影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年电影界的老领导和老艺术家们为繁荣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斯人已逝，但缅怀无限、感慨不已。
一
难忘的成立大会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是在老前辈于蓝老师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于1984年12月11日正式成立。当时我对国内儿童电影的现状一无所知，只因拍摄了一部儿童电影《泉水叮咚》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成立大会。
在大会上听了介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儿童电影一共拍摄90部，占全国影片总数的8%。其中有12部影片分别获得国内外大奖，占儿童电影总数量的21%。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8年中，我国拍摄的儿童影片有40 部，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儿童影片数量的一半。而且有很多影片在国内外获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儿童影片获奖），由此可以看出，儿童影片的质量在不断提升，而且影片在表现题材和展现形式多样化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从事儿童电影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为了今后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影片，为了儿童电影事业更上一层楼，所以成立学会。学会不仅要帮助抓创作，更要加强儿童影片的理论研究。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提升儿童影片的质量，并通过学会这个平台，加强对外的交流学习，提高创作人员的思想和创作水平。
成立大会不仅有我们第一线的年轻创作人员，还请来了许多资深的电影艺术家，如于蓝老师、电影理论专家于敏、秦裕权老师等。这些老艺术家都自愿加入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为提高我国儿童电影的质量尽一份力。老艺术家的亲力亲为更让我们年轻人充满激情和信心。 党中央对儿童电影事业十分关注和支持，委派德高望重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代表党中央和宋庆龄基金会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希望作家多写儿童题材的剧本，鼓励大家拍出更多优秀的儿童影片，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荣秘书长呼吁：
1. 除了童影厂专门拍摄儿童影片外，其他电影厂也应担负起拍儿童片的重任。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儿童影片赚不赚钱，教育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国家应该拿出一点钱来支持拍摄儿童电影。
2. 全国各电影制片厂也有责任拍摄儿童电影。
3. 电影院应拨出一定时间段放映儿童电影。
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同志对他的发言表示支持，并再次强调：现在的儿童二十年后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他再次呼吁各级政府应把儿童艺术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教育部下决心拿出５万元作为优秀儿童作品的奖励资金。中央领导不仅呼吁各级政府重视儿童艺术的创作，而且把它的重要性提升到培养国家栋梁的重要阵地这个高度来认知。
学会成立大会使我深受教育，明白了拍出优秀儿童电影的重要性，更看到了培养国家栋梁是我们年轻文艺工作者肩上重要的责任。 会后，我立即奔赴新疆，与《会唱歌的土豆》的作者商量剧本修改问题。1985年，因为厂领导换届影响了生产进度。吴贻弓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后，他认为《会唱歌的土豆》要到边远的新疆拍摄，怕年底可能完不成任务，所以交给我抢拍以内景为主的《性命交关》。后来《会唱歌的土豆》还是由童影厂搬上了银幕。
二
亲切的鼓励、语重心长的嘱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呼声和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大好形势，也势必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1985年全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上提出“树立创造志向，培养创造人才和开展创造性活动”的口号。上海市学生响应号召，利用假期时间举办“儿童大世界活动”。活动内容和方式全部由儿童自己出主意、自己筹备、自己组织，不要老师和大人包办代替，这是儿童当家做主的一次创造性的活动。孩子们出谋划策，筹办了“小伙伴商场”“红领巾餐厅”“我和电脑比高低”等项目。自己选举经理，从会计到服务员，全部是孩子担任。商场进什么货，餐厅烧什么菜，全由孩子们说了算。真正体现了孩子们的自主自强的精神。小商店和红领巾餐厅开办后，学生顾客络绎不绝，这些活动深受孩子们欢迎。它一改过去老师给孩子们组织、指导以及帮助，然后再由学生们参与的老一套做法。
工人作家贺国甫以此活动为基础，创作出剧本《娃娃餐厅》。我接到这个剧本后，立即到上海各自主活动搞得比较好的少年宫和学校采访。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看到随着科技发展，孩子们的思维与时俱进。比如半淞圆小学的学生，他们提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食品的品质、食材、烹饪方法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他们为自己的红领巾餐厅取了个响亮的名字“21 世纪餐厅”，开出了不少带有丰富想象力的菜肴，如“银河球蛋白”“太空豆 腐”等。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又如浙江中路小学，选拔小餐厅经理时是毛遂自荐、竞选演说、群众评定。结果是一位三年级的女生，以三点施政纲领击败六年级选手而当选。孩子们的管理水平、 社交能力不是亲眼看见，是绝对想象不到，也不会相信的。这与我三年前拍《泉水叮咚》时的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使我看到，如果不深入生活，不与时俱进，便拍不出好的儿童影片。
《娃娃餐厅》在银幕上塑造了新时期富有自主精神、超前的想象力和不可小觑的管理水平的全新儿童形象，引起了电影局领导的重视。他们在审查完片子以后，立即在官园组织在京的老艺术家、学者和搞儿童影片工作的同志观看影片，进行研讨。
1986年10月27日，北京大雪纷飞，马路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我们创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赶到官园时才发现，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妈妈、丁峤副部长，还有于蓝老师等一批老领导、老艺术家都已经提前赶到，等着观看影片。这情景使我羞愧万分。尤其是丁部长告诉我们，康妈妈因为北京下大雪交通不便，所以早早地就叫司机开车从郊区赶来。她第一个到达官园，当她看到其他同志还未赶到时，就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丁峤副部长来了看到这情况脱口而出：“哎呀，你看他们摄制组的人都还没赶到呢，你这么大年纪却早早赶来了。”康妈妈却说：“没关系的，他们南方人不知道大雪对北京交通的影响啊，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没关系的。”听到这话我既激动更羞愧得无地自容，想上前去向她表示歉意。丁部长拉住我说，快放影片吧，还要讨论呢。
影片放映结束，康妈妈首先问孩子们：“你们喜欢这部影片吗？这个爸爸打孩子好不好？”孩子们热情地说喜欢这部影片。有学生说，影片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们这一代儿童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开拓者、创新者、改革者，男主角罗佳身上凸显了现在的儿童也有做大事的气魄。一位女学生说，影片表现了新一代少年儿童的魄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罗佳这个人物形象有创新感，很勇敢。于蓝老师充分肯定了影片中表现出的儿童自主、自立、自理和 互助友爱的精神。一批老专家指出，影片题材非常有时代感，娱乐性强，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孩子的独立精神。康妈妈欣喜地说影片拍得很好啊，让人看到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新的精神风貌。最后丁峤部长语重心长地说：“儿童电影要拍好可不容易，因为成人不一定去看。没想到今天下着大雪，康大姐和许多老专家还赶来看片了。他们的发言，是对搞儿童影片和儿童工作者的最大奖励！所以石晓华和王君正你们要继续为儿童拍影片，一直拍下去。”
康妈妈和老艺术家对影片的肯定，小观众的喜爱之情，尤其是最后丁峤部长语重心长的再三叮嘱，使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之重。他们对儿童电影的关爱之情深深打动着我，激励我为儿童电影事业继续拼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影体制的改革，儿童电影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各大厂每年拍一部儿童片的指标都难以坚持完成。拍电影投资大，风险大，儿童剧本很难推上马。怎么办？！丁部长语重心长的话言犹在耳，儿童电影拍不成难道我就洗手不干了？虽然电影界有人看不起电视，可是拍电视剧投资较少，再说儿童题材的电视剧也不多，可以在电视领域继续实现为儿童拍戏的愿望。为此，我曾先后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福利会和外省电视台拍摄了《一分钟王子》《特别中队》《我们的世界》《烛之光》《银都警笛》等近百集儿童电视片。以此不负领导和老艺术家对我的嘱托。
康克清同志视察儿影厂
三
难忘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
电影学会40年来为中国儿童影片走出去，为加强中国儿童电影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影响最大、最广的要数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了。我有幸参加了第九届电影节的少许筹备工作，亲身体验到其中的艰辛。
1. 创作节歌
2007年由学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在宁波举行。宁波市政府希望通过办国际电影节，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吸引众多在海外的宁波籍企业家回来参加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向学会提出具体要求：第一，电影节要有中央级领导参加，媒体才会有相应的报道；第二，希望电影节在宁波落地。为此他们专门建造了以电影节为主题的儿童公园。因而要求学会聘请有名望的艺术家创作一首国际电影节节歌，不仅每届开幕式传唱，还可以在儿 童公园内反复播放，让游客过耳不忘。
在于蓝和陈锦俶老师积极地奔波和游说下，上级领导同意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同志参加开幕式。当于蓝老师把这个决定告知宁波市政府时，他们十分兴奋，立即上报省委。浙江省委接报后决定派相应领导参加开幕式为宁波助力。学会、浙江省、宁波市三方都很满意，可是节歌呢？
4月的某日，陈锦俶老师在电话里向我交代了一个任务，去请著名作曲家黄准老师出山，为国际儿童电影节创作节歌。她在电话讲了写节歌的意义和为何想到请黄准老师。因李岚清同志是负责文教方面工作的副总理，他在篆刻和音乐艺术上造诣深厚，能够请他来为儿童电影节写歌词，更能体现党中央领导对儿童事业的关心和爱护。怎么能请到他呢？陈锦俶得知李岚清同志曾专门与黄准老师交流音乐知识，有私交。所以让我去跟黄准商量，能不能请她出面恳请李岚清同志为我们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写节歌歌词。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登门拜望黄准老师，先向她诉说儿童电影的困难处境，又介绍国际儿童电影节在中国众多电影节中是唯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的，还重诉了写节歌的意义。经多方考虑，学会领导恳请她出面，请李岚清同志在百忙中拨冗为节歌写歌词。黄准老师说，我只是在音乐方面和他有交流，写歌词的事，我不敢打包票，我尽力而为试试看吧。几天以后，黄准老师打电话告诉我李岚清同志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是他需要知道歌词写什么方面的内容，需要反映一些什么东西，最好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提示给他。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于蓝和陈锦俶老师，她们欣喜之余让我们在上海写了一些具体要求，由黄准老师转交给李岚清同志。
5月初的一天，镇江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突然打电话来，他说李岚清同志现在正在镇江考察，他准备抽空和黄准、石导探讨一下节歌的事情。当天下午主任亲自开车送我们到镇江市的招待所，随时等候召见。第二天早饭过后，李岚清同志的秘书来接我们到宾馆的一个小会客室，没多久李岚清同志手里拿着纸张走进来。打过招呼后没有多余的客套话，他扬着手中的稿纸说歌词他写好了，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就念了一遍，怕我们记不住，又把手稿递过来请我们审阅。手稿上漂亮的书法让我眼睛一亮，使我惊讶的是短短的歌词中竟然把我们希望表达的方方面面内容都包含进去，而且诗句优美， 我暗暗敬佩他深厚的文学功底。讨论完歌词，李岚清同志就让秘书去打印一份给黄准谱曲用。乘这个空当，黄准老师就向李岚清同志讲了自己对作曲的设想。方案一，首先用欢快的童声表述出欢乐的节日气氛，但考虑到光是童声合唱，是不是单调了一点儿。方案二，要不要穿插女声和童声对唱？把母爱融进去。方案三，仍然是童声唱，到结尾时女高音飘出，由低转到高，既飘逸又高扬。为了让我们听明白，黄准老师还亲自唱给大家听。唱完后黄准老师想听听李岚清同志的意见。李岚清同志想了想对黄准老师说，跟你比我不是专家，你觉得怎么好，怎么能表达出欢乐的情绪，你就怎么写。不要先有个框框限制你的创作。你还是听听主办方和专家的意见为好。 听到这儿我也非常感动，在和李岚清同志短暂的相处中，感到他真的是 很平易近人，在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领导姿态来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以平等的身份互相探讨。会谈完了以后，李岚清同志留我们共进午餐。餐后秘书送来打印的歌词和李岚清同志写的书给我们。李岚清同志就此与我们告别。在回去的路上我很后悔！第一，应该把李岚清同志手写的歌词原稿要下来，这是我们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一份宝贵资料啊。第二，李岚清同志送我们他写的书，我们应该请求他签名留念呀。当时没好意思开口说，现在只能带着这两个后悔不已的遗憾打道回府了。
李岚清与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
组委会成员合影
著名作曲家黄准在电影节
2. 临时办公室
儿童电影节参展的外国嘉宾和影片有很多从上海入境，为了节约成本，于蓝老师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临时办公室，由我负责外宾和影片拷贝的接送工作。由于资金紧缺，我请了在南京大学任外办主任的妹妹来做志愿者帮我工作，还聘请了一些懂外语的大学生来当志愿者协助工作。我妹妹领着大学生到机场实地考察交通（地铁、出租车）和周边宾馆的食宿、价格情况，到火车站了解上海到宁波的火车班次，计算从上海机场到宁波的不同交通工具 所需的时间各是多少，思考如果外宾飞机晚点赶不上交通工具如何应对，对比上海到宁波是火车快还是大巴快。这些细节都摸得一清二楚，随时根据各个嘉宾到来的情况安排他们的行程。一切工作都安排就绪，就等外宾和参展影片的到来。
3. 险渡难关
5月某日，外国影片到达浦东机场海关。我让懂外文的妹妹拿着提货单去机场海关提取货物。傍晚妹妹两手空空回来说我们手续不对，因为事前没有申报，所以电影拷贝领不出来。第二天我和妹妹立即奔赴机场海关了解情况。到了机场后，机场工作人员告知我们，你们要办事的地方不是在机场的候机厅，指着远处（离这里有几公里远的机场办事区域）说在那里。5月已经是骄阳当空了，我们在那个机场各个办事楼里头窜来窜去，从这个处到那个处，从一个窗口转到另一个窗口，晕头转向。转了一圈才搞清楚：第一， 凡是国外进口的货物，事先都必须要申报，批准后才能进来。我们没有批准的单子，手续不齐全就不能来领。所以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告知我们必须去补办申报手续。听到这儿我着急了，吼道：“电影节6月1号就要开始了，如果参展电影拷贝不能及时到我们手中，就要影响电影节的正式开幕，这是一个涉及国际影响的大事！这个责任谁负得了？”海关工作人员坚持说：“国家的规章制度是不能随便更改的，要不你们去问问前面几届是怎么办理的。” 我就立刻借机场电话打给北京的陈锦俶老师，问前几届国际电影节电影拷贝是怎么运作的。她说全是中影公司一手包办，具体情况她也不清楚。这次不经过北京，所以就没有请中影公司帮忙。眼下就算我们再找中影公司帮忙，时间也来不及了。这下我们全傻眼了。海关工作人员又提醒我们，由于电影是特殊的产品，按照我国规定，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经有关人员审查过，确实没有危害我们国家的言论、画面才给予通过。听此言，我心更 焦急起来。当年影片拷贝都是易燃、易碎的胶片，万一在审片过程中胶片发生燃烧或者是拉损断片，我们怎么跟外宾交代？！所以这个事儿也不能按照规定来进行。工作人员说：“我们没有权力放行，你们去找上级领导吧。”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我一个也不认识，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回来一夜无眠，突然想到我还是政协五届老委员，不如请政协领导帮忙试试，第二天我就赶到政协领导办公室请求紧急救援。领导听完汇报后，第一时间去请海关所在的专委会去向上海市海关反映情况，请他们急事特办，大力支持。 马上又请政协办公室立即开个正式介绍信，让我们持信去找机场海关的领导进行当面协商。交代完这件事以后，领导又对我说，那个浦东海关负责人的夫人在政协，让我赶紧找她去诉说一下自己面临的困难情况。听了领导的指点，我就立即先去找到那位夫人，陈述因我们无知造成的困境，希望她能帮忙。
当我和妹妹顶着骄阳再次走进上海浦东机场海关办事处时，接待人员看了政协的介绍信以后，就在提货单上盖了章。我们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正在准备离去提货时，那位海关办事人员说：“我们领导建议你们最好还是要委托一家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机构来帮你们办理领取货物的手续，因为办理手续的一套流程也是很费时间的，再说，你们拷贝还要寄出，申报、 托运又要走流程。所以希望你们找一个有资质的机构来帮你们办理，你们就 轻松多了。”我们连忙表示感谢，请他推荐了一个正规的公司帮我们来办理这些手续。在他的指点下，我们赶到了某进出口公司，跟他们负责人签订了协议，儿童电影节影片的进口和出口全部由他们公司一手操办，参展影片到了海关以后由他们送达到宁波组委会。在电影节结束以后，所有影片拷贝由他们一手包办从宁波运输到所在国。按规定先付定金，等所有的影片拷贝安全返回到外国公司后，再付清尾款。有海关的大力支持，这件事儿总算顺利地过关。
这件事办完以后，也快到6月1号了，我正收拾行李准备赶赴宁波参加开幕式，这时候又接到了于蓝老师的紧急电话。
4. 急讨救兵
于蓝老师在电话里急切地对我说，原定6月1号由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参加开幕式。今天刚刚接到北京电话，中央决定顾秀莲同志要参加北京举办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活动，所以不能到宁波来参加开幕式了。这一下子猝不及防，身在宁波的于蓝老师一时上哪去找救兵。按惯例， 顾秀莲同志来不了，浙江省的有关领导就不会来，宁波政府着急了，第一次搞这么大的活动就砸了，怎么向出资的企业交代，怎么向宁波群众交代！看到宁波市领导心急火燎，于蓝老师更着急了，所以打电话叫我赶紧想办法救急。我想称得上有分量的人选，上海只有吴贻弓导演了。他是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又是全国影协的主席，还是知名导演，上海也只有他够格了。于蓝老师让我快去请。我立刻赶到吴贻弓导演家，跟他诉说了这个紧急情况，希望他6月1号能到宁波参加开幕式。吴贻弓导演为难地跟我说，他跟江阴市政府的领导约了几次要谈江阴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影片拍摄问题， 因为市领导工作忙，时间老是凑不齐，现在终于确定6月1号跟他们的领导见 面谈这个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时间，如果要临时改变，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所以开幕式他不能去参加，希望于蓝老师能谅解。于蓝老师听到这个回答以后着急了，对我说：“那你跟吴贻弓说，我跪下来求他能不能来一下……”听到于蓝老师这句话，我眼睛都红了，我怕她年纪大，为电影节的事宁波北京两头跑，万一急出病来，怎么是好。所以电话安慰她说：“于蓝老师你放心，我来想办法找人。”可是，我一直在上海工作，早些年工作接触的中央部委领导早已退休，新的领导一个都不认识。苦思冥想中突然我想到了有一面之交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龚沁瀚同志。十年前我拍电视剧《儿女情长》的时候，他和我见过一面，并且给我留了电话。但是十年中没有任何联系，他会不会……当时顾不上多想，打电话试试。龚部长听到我这个求救电话以后跟我说，他５月30号在外地出差，31号晚上飞回上海，6月1 日下午与上海有关方面见面。
我说：“我现在实在是没人了，你能不能１号上午参加完开幕式再赶回 到上海谈工作。”龚沁瀚同志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这个办法来救急了。这样吧，我的飞机31号晚上到浦东机场，你派一个人到我家去拿一套 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西装，送到浦东机场接上我当夜赶到宁波。第二天参加完 开幕式，立即送我就赶回上海。上海的活动，让他们往后拖一拖，这样两边 都不耽误。”我一听马上说：“谢谢龚部长。那可就辛苦你了！”然后我找了一个认识他们家的朋友到他家取了衣服后赶到浦东机场，我朋友接到龚部长后连夜开车把他送到宁波。
2007年6月1日的宁波，在中国宁波国际儿童电影节欢快的节歌声中，在鞭炮齐鸣的喧闹声中，在锣鼓喧天的欢声笑语中，电影节顺利地开幕了。我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的笑脸，看到于蓝老师的笑脸，看到外宾们惊喜的笑脸， 我脸上也充满了欣慰的笑容，我终于也为儿童电影节成功举行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于蓝老师与孩子们于
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活动现场
石晓华导演于第九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活动现场
时光匆匆，一眨眼40年飞驰而过，当年老领导、老艺术家为儿童影片呕心沥血、奔波呼吁的身影，他们对后辈发自内心的鼓励和扶持，每当我们取得一点微小的进步时他们脸上流露出亲切欣慰的笑容……这一切都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难以忘怀。当初组建学会的老艺术家，大多已离我们远去，长江后浪推前浪，学会新的领导，克服种种困难，坚强地引领热爱儿童影视的同仁们，为繁荣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不懈地辛苦耕耘，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我一个老兵，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系电影导演、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原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