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会客室|从中国故事到世界银幕(上)

2026/11/05

受访者:

何钦:监制,电影译制专家,国际电影节选片人、评委,北京真之影文化传媒总经理,中国译协影视译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外文局高层次翻译专家,高校影视学会会员。曾在《中国翻译》《中国报道》等期刊和媒体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电影对外译制及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文章。

邢潇:制片人,导演,监制,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大学生影视评论专委会主任、中国夏衍电影学会青少年电影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员等。


把纯粹和童心留给儿童电影

日前,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对《熊孩子啾啾》监制何钦与《向莲花镇出发》监制邢潇进行了专访。今年10月,两部影片在第31届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上,分别入围少年影片竞赛单元和儿童影片竞赛单元——这也是该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次同时出现两部国产儿童影片,《熊孩子啾啾》获得评委会特别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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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潇导演与何钦先生与评委们合影留念


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创立于1996年,是欧洲当下最为重要的国际儿童电影节之一。电影节创建了世界儿童电影节俱乐部,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是36位成员之一。学会曾推荐《我和我的伙伴》《少年桑吉》《出手吧!女生》《小马鞭》《屋顶足球》等影片入围电影节。此外,《变脸》《上学路上》《夜莺》《天籁梦想》《树上有个好地方》《地瓜味的冰淇淋》《河边有个好地方》等中国儿童影片也曾入围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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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儿童电影创作

创作初心:为什么做儿童电影?

Q: 两位都是成熟创作者,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们去做儿童电影?请先聊聊创作初心。

何钦:我们国家0-14岁的青少年和儿童超过两亿,但青少年和儿童题材影片并不多。如这次施林格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聚焦德国单元影片PFERD AM STIEL《竹马奇缘》的导演Sonja Maria Kröner所言,孩子的故事应该被看见。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做片子的初心,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屋顶足球》《立冬的夏天》《熊孩子啾啾》三部儿童作品,另一部儿童片《你好!大圣》已经通过内容审查,即将申请公映许可证,还有两部作品在创作中。我也参与了陕西儿童片《爷爷的牛背梁》、内蒙古的青少年影片《抽屉里的年华》的译制工作,给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影展推荐了数部儿童影片,其中德国影片《化敌为友》、印度影片《卡图的风筝》都获得了当年的最受欢迎国外男演员和最受欢迎的国外儿童影片。

为了把片子做好,我们下了不少工夫。拍《屋顶足球》的时候,我看了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拍过的所有儿童影片,原本希望请老先生来做我们项目的监制,后来因为档期的原因,很遗憾最终没能如愿。我们最后请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给国际足联拍摄《联合的激情》的导演弗雷德里克·奥伯汀来做监制——他对足球电影创作和拍摄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请他到现场来。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202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儿童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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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导演、演员、编剧、配乐师弗里德里克·奥伯汀


邢潇:我的缘起很简单——这个戏它好,它能够传递一些新的、正向的价值观给孩子们。这部戏投了好几百万,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钱。这钱哪来的?是我之前做导演拍了十几年戏,一点点攒出来的。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元素,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追求,对我而言这个戏能回本就是非常大的恩赐了,反而我最大的诉求,就想是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这部戏。

这部电影的Slogan是:“我可能到达不了终点,但是,要出发!”什么意思?很多事情不是非要有一个结果才要去做。我是射手座,可能性格里童真的东西存在的多一些,所以思维上常有冲动和不计后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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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莲花镇出发》剧照


说到儿童电影,我还想起一件事:之前几年,有那么几次机会去看望于蓝老师,每次也少不了听她讲起一些往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做这部电影时所谓“有源之水”的源,是深藏在内心某个地方,突然某个时候会被唤起的记忆。


创作中最重要的设计:把什么传递给孩子?

Q: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情节、人物,或者创作上的决定、判断,让你们觉得这部分对孩子特别重要?

邢潇:我先说《向莲花镇出发》。其实这部片子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讲苦难,一定不是。中国有不少的留守儿童,但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有。我们是通过影片给孩子传递什么?包括后来放进去的十几分钟动画,坦白说也是在后期剪辑过程中我主张放进去的,在经过了导演的同意之后,我们最终做了这一、二十分钟的动画——都是在传递某种快乐的元素、某种积极向上的、励志的东西。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价值观,是我们这部片子要传递给所有孩子的。

片子里有三个孩子。小庆是整个故事的起点,他表面是因为知道妈妈在外改嫁了,所以要想办法前往莲花镇找妈妈,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想要给相依为命的爷爷找中医;而小胖很天真,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去莲花镇吃几顿大餐,这是他最直接、最简单的目的;修车三人组里的鸽子相对同龄的他们显得成熟很多,她了解奶奶所有的期盼和愿望,所以她去莲花镇是想帮奶奶取一封重要的信件。这些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很单纯很直接的想法。我们能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让它够纯粹,让更多的小孩子能看到、体会到里边的东西,为之感到开心快乐,或者被他们所感染——这就是我们诉求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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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莲花镇出发》剧照


何钦:我讲《熊孩子啾啾》为什么把主人公的年龄段放在初中。我的爱人是中学老师,我本身大学也学师范的,我的大学同学很多在初中、高中任教。根据我的观察:小学生相对来说还是快乐的;逆反心理最强、最容易出状况的,是初中生。导演李克龙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导演,他早年也有在初中教书的经历,我们一致同意在剧创时把影片主人公的年龄段定在初中,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关注他们。我们这个影片虽然以初中生年龄段为话题,但其实是一个多话题的作品: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对学生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各自的分工是什么?影片里我们设计了一句在很多地方都听得到的家长的话:我把学生交给学校,你给我教不好,那是你的责任。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的合力,而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

除了以上话题,其实《熊孩子啾啾》还设计了环保与废物利用等话题,我们对这些话题做了调研,之后把这些话题聚焦起来做成作品,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不仅是要给孩子看,也要给老师看,也要给父母看,让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我们的主人公李啾啾,不好好学习,整天有各种奇思妙想,把机器人变成自己的表达。他的初衷,是为了减轻父亲每天在热浪滚滚的厨房里削刀削面的煎熬,减轻他母亲整天给客人点菜送菜的奔波。他要用他很特别的方式去关心他的父母,同时渴望父母能够理解他,而他的父母对孩子的评判是:你要成绩好,才是好学生。这个孩子其实挺有爱心的——他看到代课老师拿了一把质量不好的伞,风一吹伞都飘走了,就说要设计一把可以自动移动、跟着人走、不用手抓的伞。他的很多想法来源于生活,能切实地帮助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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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啾啾》剧照


影片在陕西立项。拿到公映许可证以后,我们请了很多人为影片写影评——不是冲着我的面子,而是很客观地评价作品。我们请了小学、初中的普通老师、班主任、心理学老师、学校管理者,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家长、企业管理者,高校从事文学、影视和国传的老师,师范教育的大学老师,前后大概有20篇影评,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在点评作品。我们还请陕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原省关工委副主任吕明凯先生看了片子。没想到老先生第二天早晨,就给我发来一篇近4000字的影评,通过影片反思基础教育的使命,教育工作者如何去评价好学生和坏学生,以及教育家精神等诸多问题。

这次施林格尔电影节,是《熊孩子啾啾》第二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是今年7月15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第23届夏季亚洲电影节举行的世界首映,西班牙的观众也很喜欢影片。当时巴塞罗那省维克市教育部门的一位官员在现场看了片子,问我:何先生,《熊孩子啾啾》这个片子很好,请问你们国家的教育部领导能不能看到?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6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申报了每年两部委向中小学生推荐观看的优秀影片,我相信教育部的领导一定能看到。国外的观众和评委,也看到了我们影片里边的话题性和现实意义。

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上,有一个小孩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拿了一个文件夹,把看完影片的小卡片打孔、装在册子里边。我问他看了几部影片,他说看了12部。我问他喜不喜欢我的影片,他说非常喜欢。他妈妈解释说,他儿子也喜欢捣鼓东西、做各种小发明——他在影片里边仿佛看到了他自己。另外,组委会还专门组织了一帮小学生,看完我们的影片以后,做了好多小物件,让那些孩子们去组装,还让我到现场去点评。小孩子看完影片以后,聚精会神地去做那些小发明,让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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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啾啾》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上的映后互动环节


如何克服“说教”:寓教于乐的度

Q:儿童电影和好莱坞式的娱乐型家庭电影有个核心区别,就是更强调寓教于乐。“说教”一直是中国儿童电影创作中广泛存在的顽疾。作为观众,我们在两部影片里都看到了对教育问题的直面,而且处理得很克制——比如《熊孩子啾啾》里对“卷”的反思、小县城父母希望通过努力学习完成代际突破时对孩子的“道德绑架”,以及孩子最后的自我觉醒:不是老师让他怎么做,是他自己觉得“我要做一个向上的人”;《向莲花镇出发》里面对读书无用论、学生逃课这些农村教育问题也很克制,没有传统题材里支教老师“软磨硬泡”式的感化,而是让孩子自发地回到课堂,包括那个以“友谊”的角度完成自我觉醒的孩子。你们的团队是如何通过人物、情节、幽默感等创作技巧,让孩子自己感受到创作者想传达的教育意义的?

邢潇:怎么去规避这些在儿童电影里的说教问题,可能不仅是我们这两部戏所要面对的,所有的儿童电影创作者都会意识到这个事情。孩子有叛逆心,说教会适得其反。而且不只是十几岁的初中生、半成年的孩子有逆反,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逆反心也挺强的。我小时候,父母教我要听话、要好好学习,那种说教式的教育方式,在现在的年轻父母里边,我觉得已经有很大改变了,因为他们也在接受新的教育方式。那我们这样的儿童电影,同样也得去反思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部戏里边,不管这三个孩子是逃学也好、不愿意进学校、不愿意学习也好,我们的设计是,从老师到家长,都在自我反省,然后循序渐进地去保护他们天真的性格、他们自我的价值观体现。大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小孩子要多,我们是不是要用心地去解决小孩子面临的问题?老师可以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修车的现场,其实就是一种改变;小胖的妈妈原本觉得上学无用——“只要我的孩子能在这里待着,我将来这些地都继承给他”,甚至把以后的墓碑都给他修好了,但到故事最后,她愿意拆掉墓碑。我们就是在从每一个细节去展现:当下的创作者、当下的很多家长,都已经改变了一种教育方式。我们必须去改变,才能跟现在的孩子们取得更多心灵上的无障碍沟通,少一些代沟。

那些代沟影响着我们年少时的成长。那我们自己做儿童电影的时候,想把这些代沟亮出来,用我们的创作方式去解决它。就像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跟成人演员沟通讲戏,我们一般会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跟孩子们沟通也是这样——不是说“你必须给我哭”,而是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该这样去做,当他们无法表现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时,我们就是多一些耐心,让他一遍不行五遍,五遍不行十遍,甚至二十遍,把耐心和他们能理解的方式都充分给到他们。

其实儿童电影在某些时候需要更大的投入。在现场拍戏的时候,要给这些小演员更多的表演空间,不能像传统拍戏那样为了赶进度,今天必须完成几页纸、几场戏、必须达到什么结果——那样的话,无形中给孩子们很多压力。成人演员跟孩子们搭戏,也有很多搭不上的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转过弯,或者去尝试各种他们想要的表演方式。

说到底,这是一个“度”的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传递创作者价值观的媒介,儿童电影的产生,就是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的孩子看了以后学到一些东西——它有娱乐的作用,也有教育的成分。


何钦:刚才邢导说的整个对剧情的处理、对拍摄时孩子情绪的调动,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拍摄的过程中,要给孩子们一种非常宽松的氛围。我们这部戏里边,成人演员都是专业演员,几个孩子里边,只有饰演李啾啾的孩子有表演经验,其他孩子都是素人。但因为他们对影片提及的话题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表演就无师自通了。

另外一个,说实在的,我们也有“教”的成分,但不是硬生生地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影片采用了戏剧的夸张手法——包括老师的表演里面,用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去表演,让大家乐呵,在乐呵之后去反思。这也是一种说教,但这样的说教方式,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更重要的是话题的共鸣。我们讲小县城的人到城里去打工,这是一个在中国非常普遍的话题。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一定会从片子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收到的20篇影评里边,也有在城里打工的人写:这简直就是给我和我的儿子写的,只是我儿子不像片子里这孩子这么懂事,现在还是调皮捣蛋鬼,不好好学习。话题性,我觉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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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啾啾》剧照


刚才邢导说孩子的叛逆。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叛逆期最严重的就是初中,这三年非常关键。小学主要是一个学习习惯的养成,至于能学到多少东西不是特别重要;而有些初中生原来在小学学习很好,后来因为家庭、社会的各种影响走歪了,可能从一个好学生变成一个差学生了,所以初中生的心理疏导很重要;高中生基本上就定型了。初中这个阶段反复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初中生故事的原因。


儿童视角:蹲下来,像孩子一样去看

Q:民国教育家陈鹤琴说过,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儿童电影创作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成年人,如何蹲下来保持儿童视角?可能是儿童语言、儿童心理,或者儿童作为主要角色推动故事。你们的团队是如何考虑的?

邢潇:我觉得最主要考虑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也看过很多儿童电影。就说《小鞋子》,它为什么能获得那么多世界级的赞誉?是因为它够纯粹够真诚!我从建组第一天起就跟导演说:这次我不管拉来多少钱、投多少钱,我们不要去考虑它是不是能够挣钱、能不能回本,而回本是制片人或者投资人要考虑的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为一部儿童电影去拍摄的那一刻,我们就不需要分心,不要那么功利。这个事说起来其实轻巧,很多人都在提倡,真的要做的时候还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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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子》海报


我觉得,拍儿童电影的时候,首先要克服自己作为成年创作者在创作时候的很多毛病和思维逻辑。而且功利心要减少,甚至消除。《向莲花镇出发》能够“胜出”,最主要的点,是从投资人、到创作者、到后来的演职人员,大家都是一股劲儿,想要做点儿适合小孩子看的东西。从在创作前期,就深入到孩子们的生活里。所谓得蹲下来说话——我们就需要用8岁、10岁、这些孩子们的视角去试图观察他们、真的理解他们。他们的行为逻辑、他们“无逻辑的逻辑”,从他们各种各样的方式里去提炼我们成年创作者想要创作的东西。这个东西挺难的,它不是说因为是小成本,三天五天、一个月写个剧本,20天拍完就差不多OK了,可能费的精力要更大一些。


何钦:邢导说的拍儿童电影一定要有纯粹的心、要有爱心,这点我完全同意。《屋顶足球》赔了,但是我还执念不减,还想继续做,真的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做一些作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故事,也能通过作品让社会、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重视孩子的教育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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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足球》海报


我们的很多儿童作品都是从成人的角度去看,好多的故事是成人化的。《熊孩子啾啾》的导演李克龙先生是一位成熟的导演,他很有爱心,他也是本片的编剧。我们创作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校园关系,所以先让编剧去跟孩子们聊天、找老师聊,把话题性定下来;剧本创作出来以后,再让孩子们看、让老师们看,看看是不是校园里边真正的话题,然后我们再去完善。另外,刀削面馆的父母两个人,对儿子的成长、什么是好孩子,他们两个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导演提出来的想法,不要所有的人都一边站、都是一个声音。孩子通过父母对他的不同态度,也看到了他的靠山在哪里:非常沮丧、被妈妈骂的时候,父亲的眼神也会给他带来希望。后面处理的时候,费了些心思。整体来说,我对片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片子里也有些遗憾。比如啾啾妹妹故事线后面的缺失。在电影节上,我和国际评委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认为这个片子具备冲击最佳影片的底色,如果我们做的更好,应该会拿到最佳少年影片这个奖项的。当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们希望下一部作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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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啾啾》剧照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创作中要注意的,那就是儿童题材影片一定要干净,不能有误导儿童观众的内容,或者让他们看完感觉不适的内容。我今天给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做“中国电影出海中的本地化“的讲座中,有一位白俄罗斯的学生跟我提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海外发行的时候,她注意到有人在国际电影数据库里评论,认为其中某个桥段让他觉得不太合适。这个话题让我想起,早年我们有一部著名的儿童影片,里边的一些情节,很多年前就有国外的同行诟病——在我们当时的认知里边觉得没问题,但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影片走出去、向世界观众展现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在创作中也同样需要注意。

我认真地看过马基德·马基迪的所有片子。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纯粹的,完全按照孩子的角度去讲故事,从他们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其实需要借鉴的地方。这次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上,有一个国际评委跟我说:你们中国的影片,怎么不是留守儿童,就是孩子进城?这个话题是我们共同的话题。我在此次电影节上共看了12部欧洲不同国家的儿童影片,有些真的做得很好——除了留守儿童以外,关于孩子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这对我们以后的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跟邢导正在探讨下一部作品,从开始琢磨这个项目起,它的叙事就比目前国产主流的儿童影片要高级很多。我们还是要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让我们的作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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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导演、编剧、制片人马基德·马基迪


监制手记:给导演、给片子“托底”

Q:两位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监制。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最需要监制协调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邢潇:在一部戏里边,我觉得监制最大的作用,就是辅助导演,帮助导演在艺术创作上达到更好的结果。作为监制,常常要把把一些好的资源——不管是职员的资源还是演员的资源——以资方想要的、或者低于资方预期的预算,配置给导演。监制在中国最大的作用,就是导演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因为太贵了,制片人不愿意给,这个时候出来一个这样的“润滑剂”——既能满足导演的需求,又能够控制在制片人想要的预算内,这个职位在前期拍摄之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自己拍戏的时候也用过监制,像尔冬升导演、江平导演等都给我做过监制。我体验过内地监制和香港监制的不同:香港监制更倾向于看到你的素材——你在现场拍,他不太会去干预,他需要的是你拍完了以后,把足够量的素材让他看到,他要在剪辑上帮助导演做影片的提升;而内地监制更愿意把自己好的经验和各种资源尽可能匹配给你,似乎侧重点是不同的。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在这部戏里边,我从前期帮导演做剧本上的一些把关,包括前期演职人员的遴选,中期拍摄中一些有难度的、场面戏的协调,最主要的是后期剪辑。我为什么在剪辑指导上也挂上自己的名字?因为后期的剪辑,我打破了原本太多的东西,重新架构了故事——其实我所谓的重新架构,就是回归初心,尽量还原我看上这个剧本最初的样子。从拍摄、发行,到现在的电影节参赛阶段,每个阶段,我都必须全力去攻破面对的难题,才可能对整部影片、对所有主创、对导演本身有一个交代。


何钦:不同背景的监制,在整个项目中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屋顶足球》我们请的第一位监制是贾志杰老师。贾老师在美国工作很多年,是一位资深的剧本医生。他的剧创思路完全是好莱坞模式,对我们的剧创帮助很大,他在吴天明青年导演计划、成龙A计划里边,他都是以“剧本医生”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贾老师在我们《屋顶足球》剧本创作的时候,更多是按照好莱坞的逻辑,一环一环地分析我们剧情里边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帮助修改剧本。

拍摄的时候,我们请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资深的电影导演弗雷德里克·奥伯汀——因为他在拍足球电影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屋顶足球》是导演拍的第一部长片,在拍摄运动题材、又加上儿童这方面经验不是很足,我们请这样一个位资深导演在现场帮忙把关。奥伯汀人真的很好,在现场不惜体力地奔跑——有时候大家有情绪,不配合,他也会气得在现场骂娘,但在现场的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一天松懈过,每天和大家早出晚归,从未抱怨过自己的辛苦和生活上的不适应。后期剪辑的部分,他也给了很多意见,包括音乐创作的部分。

后期制作阶段,黄建新导演作为监制加入了进来。正如邢导前面所言,监制可以整合很多资源。黄建新导演从资金、资源方面对影片后期做出了巨大贡献。

回到《熊孩子啾啾》,我本身是做制片人出身的,又做国际版权交易、做电影节的研究。从剧本创作开始我就参与了进来。我长期从事进口影片的审查工作,形成了一个习惯:影片能不能过审,是我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所以从项目的安全性上,我要提醒大家哪些边界是不能过的;我们片子要走出去,站在国外观众的角度,哪些方面是不是要屏蔽掉,——这些在剧本创作过程中,都要给他们提建议。

在制作的过程中,监制还有一个功能,是协调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导演的想法漫无边际,说要拍一个千军万马,结果预算下不来,大家都比较煎熬。江平老师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千军万马,咱拍车轮子和马蹄子不就解决了?为什么非要千军万马?这个时候,监制更多是要用自己积累的专业经验去化解矛盾,最大程度去帮助完成作品。后期剪辑、包括音乐的部分,我也会提意见。

另外,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电影对外译制和国际电影节研究,影片的译制,电影节的规划和申报这是我的强项。除了在片子里边挂监制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头衔——译制监制和国际推广总监。译制的部分我要把关,国际电影节的布局我会去做,包括宣传物料的规范性——海报设计里边外文片名的翻译、书写,影片故事梗概,甚至导演阐述和导演简介的英文我都会把关。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主创团队的外交礼仪,包括映后见面会上一些“挖坑”的问题如何去规避,如何能用国外观众和评委听得懂的语言和观众及评委交流,我也会给主创交代。当然非常重要的场合,我会担任现场翻译。这是我大概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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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莲花镇出发》映后互动环节邢潇先生接受儿童观众提问


写给年轻创作者:先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Q:很多年轻的创作者都会从儿童电影起步,历史也很悠久,像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最早的作品《红象》。作为有成熟经验的前辈,你们认为青年导演、编剧想从事儿童电影,最容易遇到、但外界不太了解的困难是什么?

邢潇:最直面的,就是当下的电影大环境。我们不讲过去,当下的电影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别说儿童电影,一部正常的商业片,在融资方面都很难了。所以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投资人想要的儿童电影,和导演、编剧创作者本身想要的定位、内容,能不能完全匹配?是拒绝他的投资,还是为了拍一部电影委曲求全,把自己想要的初心改掉?不管什么时候、包括当下,创作者都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拍还是不拍、怎么拍,要拍投资人想要的、还是拍自己想要的。这个问题无解,只能看每个创作者是想让自己早点拍到片子,还是可以再沉淀。

拿我自己来说,2010年我就拍到了自己第一部商业片。当时我拿着自己想要的剧本去找投资人,最后有一个投资人,我觉得他是最想要投资的,他说:你这个剧本我不想拍,我想拍另外一部戏,你如果能把那部戏给我写出来,我就给你投。结果我写了。现在十几年、快20年过去了,我后悔吗?有些后悔。所以我常跟我身边的年轻导演说:要考虑清楚自己第二步是什么。第一步是“拍到戏”,但拍到戏可能会砸掉自己更好的前程,甚至让你跟自己想要的从业路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要去拍这第一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考虑好自己想要什么,之后想要什么,多想一点,可能比拍上戏更重要。

再具体一点:第一,资金来源问题。当下的创作环境真的太复杂了,不像过去很多导演他们那个时候,基本很纯粹——电影厂掏钱,领导们是支持创作者的,他们不会考虑太多商业元素或者市场的需求,他们只是觉得这个电影是不是一个好的题材、值得被拍出来让更多观众看到。现在的年轻创作者要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求生,还是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有好的口才,能不能说服投资方,甚至变换不同的角度去说服,告诉他我的剧本真的值得被拍出来。第二,要有一个基础盘——我大概希望拿200万、500万还是1000万来拍一部我想要的儿童电影?自己心里大概有一个基础盘。我值200万,就做200万的剧本、拍200万的戏。这个“值”,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衡量标准。


何钦:很多年轻的导演想拍戏的时候,从儿童电影开始拍,他们为什么选择儿童电影?他们觉得儿童电影容易拍。我觉得儿童电影是不太容易拍好的。业内常说,儿童电影、儿童加动物、儿童加运动题材,是最难拍的,我都碰过这样的题材,的确是不容易。

对于年轻的导演来说,导演跟编剧一起能够把剧本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做出一个好的本子的时候,是会打动人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儿童片都没有市场。像刚才邢导提到的《小鞋子》,包括黎巴嫩的影片《何以为家》,拍得很好,商业性也非常好,这样的片子是值得去拍。这次我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上看了一部影片,《我和我的朋友巴利》,德国和瑞士合拍的,讲一个少年和狗的故事,商业性非常好——前两天我看到数据,它已经在八九个国家上映了,我看了以后就想买这部片子,结果已经有国内同行抢得先机买了该片。只要你把片子做好,还是有市场的,不能做那种太简单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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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海报


我还是强调,我们做项目的时候要重视剧创,你一定把本子做好、把底子打好。投资是个难题,那的确是所有项目都面临的问题,现在的大环境都这样。关于投资这块,我觉得欧洲,特别是西欧,政府对电影的支持还是比我们要好很多。我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见过几个第一次做片子的导演,他们的项目60%的资金,是国家电影基金和地方基金加起来覆盖的;7月份我在巴塞罗那见了一位西班牙华裔导演,他有一个项目,找到了80%的资金——我说你80%的资金怎么来的?他说从国家、省、市各种支持来的。我们国内可能就比较艰难,除非是国家命题作文,能拿到大部分的投资,更多时候投资是要自己去“化缘”的。那就更要把项目的底子做好。

现在进入了AI时代,一部完成度不错的AI电影,一两百万也能拍出来,真要做好也不错。AI极大地降低了制作的难度和成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生产的可能。在海量的作品里如何脱颖而出,剧本的品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邢潇(补充):AI辅助拍摄也很好,能解决我们很多问题。我下一部儿童电影就要这么来——我刚刚到另外一个导演的现场去,他就是拿AI来辅助拍摄的。我觉得AI制作是一方面,AI辅助也是很好的一条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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